工行熊猫大道支行隆重开业

我国1978年以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覆盖人口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取得成就最大的一次变法和新政。

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在北京香山公园,人们隔三岔五总能看见一位温和的教授领着几个学生,沿着最陡峭的山路一步步往上走,他们从不停下来歇脚;一到山顶,教授又赶紧拉着学生下山。

他经常去借大部头的小说看,还有文学评论、戏剧理论,看多了之后他也动笔写小说,写好的作品还用笔名发表过。下午6点30分,经答辩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五名博士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在王利明的心中,民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和对权利的尊重。王利明的学术思想对国内外的民法研究都产生了影响,他的学生中,有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梅夏英等知名学者,也有宋鱼水这样的法官,还有许许多多的律师。上了大学,可看的文学书多了,然而王利明朴实的法治理想却变得模糊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利明从一位老师那里看到了这本书,这也是他上大学4年来,第一次读到结构严谨的民法教科书的确,他做运动可不是像别人那样为了休闲。社会的需要是法治变革的基础 所以，法治进程虽然有如上不同的模式，但不论是经验进化主义的法治还是理性建构主义的法治，在我看来都需要有个支撑，这个支撑就是社会的需要。

这样一来，通过人大对法官遴选和任用的人事权力事实上被架空了，被党的机构所取代了。而法学界绝大多数人则一以贯之地强调法治。这就是司法独立的第二个方面——司法责任的独立，因为独立的权力必须履行独立的责任。对于很多违背社会要求的事情，普通公民可能会感到麻木，因为司空见惯，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最后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大家都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些农民已经开始关注规则了。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党政合一，议行合一，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党的领导说了算，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这样的。

第三，有了地方立法之后，还要赋予地方法律以可诉性，只要一例诉讼在某个个地方进行，要保证地方法院能够根据当地的法律进行裁判或作为裁判参照。第二，要赋予地方以立法权。另一问题是，如何衡量权力的明晰?我以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公权力(无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都能被公民、法人或者法人组织起诉的时候，才能说明权力是明晰的。过去，我们在熟人之间主张温文尔雅、互谅互让，而在陌生人之间，却事实上经常争权夺利、锱铢必较

这些或许用语言难以清晰表达的东西，但弥漫于法律构思之全过程，而对法条有导范作用。我绝无意于贬低法律的作用。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立法机关好像有只争朝夕的心态，法学家们忙着做草案，而没人提出，做一次哪怕是小范围的民事习惯调查。而国民之生活方式绝不是平面铺开的，不是奇迹般降临的。

宪法之主体是政府组织法，说实在话，政府，你想怎么组织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法学家不是在谦卑地法律国民的生活秩序，而是以国民的改造者、解放者自居，且洋洋得意——费孝通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不幸，今天仍然严重存在。

在此过程中，法学家之法律理性当然发挥重要作用。我想对这些法学家和立法者说：现在制定民法典，我反对。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建立，与民更始，必定颁布成套法律，且可行之数百年。没有民法典，国民尚可生活下去;有了民法典，国民反而要从头学习生活，中国人之间形成秩序的难度反而增大，社会治理成本反而更高。而每当严格执法之时，经常是民众遭到普遍而严重的伤害。以后，中国或许应当制定民法典——其实也未必，英国、美国都没有民法典，所以，有没有民法典，跟法治程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可今天，有几个法学圈以外的人知道此事、且感兴趣?国民对民法典的冷淡，难道不值得法学界和立法者深思么? 法学脱离自家文明，法律凌驾国民生活之上，吾不知其可也。但这种状况，在法学领域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而严重。

相比较而言，民法典跟宪法性法律有很大不同。对自身文化无知，则无以把握国民之生活方式;对自身文化怨恨，则必以法律为改造国民生活方式之利器。

但是，如此制定出来的民法典，你凭什么要求国民遵守、乃至于信仰呢?经常有法学家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不尊重法律，问题是：你在起草法律草案的时候，正眼看过国民的生活么?如果你根本没有敬畏国民生活之心，为什么要国民敬畏你的所谓法律?据说，制定民法典是一件盛事。同时，调查展开的过程，也是国民对自身生活方式自觉、反思的过程，这未尝不是一场很好的法律教育活动。

即便中国要民法典，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机，因为，中国尚处在大变动过程中，民法典基本上没有多大意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法学界立刻积极行动起来。

我的疑问是：总体上对中国文化持有负面看法的法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或者与他们同流得立法者，能制定出好的民法典吗?我的回答是：绝无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而这恰恰是今天的法学界、法律界严重匮乏的。如此法学教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没有文化的法律人，真可怕。最奇异的，即便是那些研究英美普通法的法学家，其对中国文化之态度，也没有一点点保守主义情怀。

主张做调查，当然不是说，把调查所得之各地习惯直接变成法律，但至少法学家、立法者应当了解，各地国民是如何生活的，这对于法律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内涵着法律规则的国民生活方式是历史地形成的，且呈现为立体结构，而各种关系又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

近些时日，有名法学家发布了自己起草的民法典草案。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法典 。

经过这样的过程，国民对于法律会有亲和之感。正是这一研究，引领我思考一系列先设问题：谁来制定法律?凭什么制定法律?以什么心态制定法律?我的看法是：颁布良好法律的前提是，法学足够谦卑，法律顺承国民之生活，仅予以美化、提升。

如是，堂堂国家之法律，不再是维护公共秩序之公器，而成为某些人强制推行一己之观念的私器。在年轻法学家中，已可看到变化的明显迹象，但还不足够。法学家群体主流心智如此，照我看，还不如不制定民法典。极端而言，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有一轮经济繁荣，社会也还有一些生机、秩序，很有可能正是因为，法律还不完善，因而民众在生活中尚可按照日用而不知的习俗和本乎人心之自然正义行事。

或许，未来会有新一代法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体认，肯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本人也研究过七八年法学，尤其是英格兰普通法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英格兰现代秩序生成过程中之作用，由此我深知：法治至关重要。

如何理解内嵌于这一结构-网络中的个体之权利、义务?回到塑造它的本源，或许是最为简单的办法。由此，他们的心智，最好的情况，是对儒家、对中国文化无知，并在情感上冷漠;更普遍而糟糕得多的情况是，对儒家、对中国人几千年创造、累积的文明，不加反思地持有全判否定态度。

假定到了制定民法典的合适时机，恐怕还需要再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展开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晚清制定民法，还做了相当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